一个文化非常繁荣的时期。史书上记载说嘉靖、万历时期由于皇帝不上朝，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其实社会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当时的经济富足，我们可以用实物来证实。比如我们知道的话本小说，嘉靖时期是《水浒传》、《三国演义》的发行；到了万历时期，《西游记》、《金瓶梅》这些作品都在发行；像“三言”、“二拍”，大量话本小说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还有崇祯朝的《天工开物》。西方人对中国忽视《天工开物》还表示不解，说皇帝是不是没看过这样的书啊？这样重要的科学著作，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引起资本主义革命呢？英国有一个科技史学家李约瑟，他有一道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他问：资本主义革命，就是工业化的革命，为什么没在发达的中国产生？原因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当时不注重无形资产，不注重知识产权。晚明时期，大量知识分子、上层社会追求生活的奢靡，商品跟着就出现了。
比如们知道时大彬的紫砂、江千里的螺钿、黄应光的版刻、方于鲁的制墨、陆子冈的治玉、张鸣岐的手炉，等等。这些手工业品都是署个人名款，充斥整个市场。今天统计，署着“张鸣岐”款的手炉，大概有4万件存世。一个人不可能制造出这么多的手炉！只能说明他的人名已经变成一个品牌。
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出现了一个特征，就是品牌意识。我们熟悉的品牌都是个人名。
我们今天知道的西方的著名品牌基本上都是人名。比如服装有范思哲、阿玛尼，汽车有丰田、福特、奔驰，还有波音飞机，路易·威登的包，这些都是人名，跟我们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品牌意识一模一样。但不幸的是，这个品牌进入清朝后，叫做“大清康熙年制”、“大清乾隆年制”。到解放以后，叫做“MadeinChina”，中国制造，不再注重品牌。
我们刚解放的时候，由于要向西方各国出口，没有商标是不能出口的，所以我们被迫出了一些品牌。
叫什么“天坛”、“东风”、“解放”、“红旗”、“蓝天”、“白云”，都找不着调的事儿写在上头，当成一个品牌。问题是蓝天、白云都不为此事负责，梅赛德斯·奔驰却能为此事负责。这就是对品牌意识的淡漠，对无形资产的淡漠的一个史实。
同光中兴时期，资本主义第二次萌芽，中国人的品牌意识又出现了。接受第一次被扼杀的教训，这次的品牌叫什么呢？叫外号。比如我们都知道的狗不理包子、王麻子剪刀、葡萄常、泥人张、烤肉宛，姓名都说一半儿。所以，中国的品牌在资本主义的第二次萌芽时期，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品牌都是半拉人名，羞羞答答。
第三次用人名作为品牌的第一个人是李宁。他拿完世界冠军退役以后，创造了一个品牌，叫做“李宁”牌。我有一次去王府井利生体育用品商店，不幸看到这一幕：那时候李宁的牌子刚上市，很多人不适应。售货员给一个人介绍，说这是新牌子，叫李宁牌。那个人愣着，看了半天，说：“我身上怎么能绣一个他的名字啊？”他是这个概念：我的身上不能有别人的名字。但是他不知道，他穿的皮尔·卡丹的西服，也是别人的名字。
这就是那道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资本主义未在中国诞生的一个基础原因：中国人不大注重无形的东西，不注重个人创造。而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就是注重个人创造，要把个人无形的东西变成有形的资产，这才能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
康乾盛世的产生，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康熙皇帝的伟大和英明。康熙，一个极易吸收外来文化的皇帝。这个文化不仅仅是汉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他请来大量西方老师来教他几何、天文、机械。我查了一下，他学过静力学，我们一般人今天都不学这样的学问。康熙是一个非常开明的皇帝，他对自己的要求，是要成为一个全能的皇帝，他做到了这一点。他也影响了后来的雍正、乾隆，使这一百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百年。
到了他儿子，就是雍正这一代。雍正是一个非常勤勉的皇帝，他批过4万多份奏折，这些奏折至今在国家档案馆里保存。雍正在位十三年，平均每天至少要御批10件奏折，最少时要写一个字：览；最长的洋洋万言。
我们都知道，用毛笔写字，不停地写，写一万个字大约需要两天时间。用钢笔写，写得快的人大概一天可以写一万字，毛笔写得要慢。这样勤勉的皇帝，他的政务非常繁忙。雍正跟他的父亲，跟他的儿子都不能比，他没有下过江南。他处在清朝康乾盛世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他要整顿吏治，要改革康熙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所以他就没舍得出门。
那么，雍正怎么去减压呢？他对艺术品有要求。在中国历代皇帝里，雍正对艺术品的要求最为具体。比如，史料记载，雍正七年四月十三日，太监刘希文交来成窑五彩磁罐一件，无盖。我们将来讲瓷器的时候会讲到这一点。成窑五彩，就是后来的斗彩。就是太监交来的这件斗彩，没有盖。皇上就下旨：“着做木样呈览。钦此。”意思是你先做一个木头盖，画好了给我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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