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以来直到现代，都是一个缺铜的国家，明清时期的白银本位，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铜真的不够用，这是由我国自然条件决定的，非人力可以解决。
所以在银本位以前，封建国家缺乏货币，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拿着铜金属造铜钱，就等于是在直接创造“财富”，这条荒谬的定律，在中国古代某个时间段里面，是成立的。
甚至这种“财富”在当时还属于十分优质，根本不担心贬值抢手货。
造铜钱就等于是凭空变出“钱”来洗劫社会层面的实物财富（如粮食、布匹、劳力等），这一点不需要怀疑，哪个统治者做的事情，本质都是一样的。
造钱便等于是抢劫。区别只是在于，拿这些铜钱去抢谁的财富。
铜的重量在绝大部分统治者看来，不过是铸钱的成本而已，本身不代表任何意义。这些人绝大多数对经济学一无所知，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变着法子搜刮民间而已。
特别是在南北朝，国家的生命周期短，都是可劲的作死，在这方面花样繁多。
比如说南陈的太货六铢。
陈宣帝为了北伐，铸造新钱搜刮民间财富。然而新钱尽管铸造精美，在当时却并不受欢迎。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种钱币大小和旧五铢相仿，而朝廷规定新钱一枚要抵十枚旧五铢钱！
这种脑残一样的货币贬值，而且是官府强行规定的，完全是对人民的残酷剥削，把别人当傻子在耍，于是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纷纷抵制这种钱，还是用旧式的五铢钱多。
旧式五铢钱乃是陈文帝为了稳定民生所铸，当时对于稳定江南经济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乃是南朝流通最广的钱。
由于新钱文上“六”字看上去很像一个人叉着腰，于是民间传出了“太货六铢钱，叉腰哭天子”的民谣。
这些形形色色的铜钱，从开始铸钱的源头起就是套路，越后面铜钱越来越薄，越来越小，掺杂的其他金属也越来越多。乃至有萧衍的骚操作，直接改铜为铁，用铁钱代替铜钱流通。
封建老财们已经隐约知道货币不等于货币本身的使用价值这样的概念，然而却对其中的“本位制度”不屑一顾，要么是一知半解，要么是根本就不在乎。
铜钱所发挥的作用，更多的是官府洗劫民间的一种手段，反倒是布帛制品，乃是民间交易的主要载体。
看完以上的论述就明白了，封建时代的铸钱=等于抢劫，其他作用都是其次。不认同这一点的，下面的可以不用看。
所以从以上论述就看得出来，缺钱就胡乱造铁钱的萧衍在第一层，敢为天下先的柴荣熔铜佛铸铜钱以供军需在第二层，把熔铜佛铸铜钱都玩成了行为艺术的刘都督，至少在第三层了。
先说萧衍，啥也不扯看《隋书食货志》记载的：“人以铁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已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
铁钱充斥市场，引起铜钱的沉淀期及币值的上升。
由于古代有露天铁矿，很多也不在官府记录之中，因此民间私自盗铸成风，引起物价急剧上涨。铁钱的购买力，一落千丈。
通货膨胀、经济混乱导致小农经济破产，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社会变得极不稳定。
不懂经济学就不要玩什么铁钱嘛！你又不建立本位制度，铁钱不贬值才怪呢！
南梁如此倒行逆施，老实说侯景来了一大堆人跟随他，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书中刘都督废了铁钱，民间肯定是念他的好，不会觉得他是反贼的。你万般的笼络民心，都不如废了这个铁钱来得实惠。
再说第二层的柴荣。
你不得不承认，商人出身的柴荣，确实对经济学的理解比较深刻。他也意识到，中国自古缺铜，天然通缩，铸造铜钱，只要是货真价实的“好钱”，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铸造精美铜钱在社会上流通，可以抵消天然通缩，使得社会稳定。笔者就经历过通缩时代，只能说通缩绝不意味着社会发展更不能保证社会稳定。
“钱”越来越值钱，绝不是什么好事情！而随着古代纺织业的发展，布帛的购买力肯定是越来越低，铜钱的币值天然上升，这是无可回避的事实。
前提是这种铜钱有收藏价值。铸造精美的铜钱，哪怕是隔了朝代，其实也是在流通的，这一点很多文献里面多有阐述，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
柴荣能意识到用“死物”铜佛，做成利国利民的活物“铜钱”，在不伤及民生的情况下，筹集到打灭国之战的军费。这确实是中国古代一流的统治者所拥有的素质。
如果不熔铸铜佛，那必然要洗劫民间，孰轻孰重，柴荣心里有数，他能打出北宋的基业，确实不是偶然。
柴荣的玩法，还是把铜钱当“钱”用，而刘都督的玩法，已经超脱货币的范畴，把铜钱当奢侈品在炒作，利用舆论给这些铜钱加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使其天然具有一定的奢侈品属性与收藏价值。
爱惜民力的刘都督，根本就没想过让这些钱在民间流通。
第一层，通过抢劫佛寺的铜佛，打击影响国家实力的佛教，却又不把他们逼到墙角得罪死。佛寺失去了铜佛，不过是肉疼而已，寺庙与田产都在，那根基就在，犯不着跟朝廷对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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