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淑芳几乎可以确定自家大姑姐就是徐红的大嫂，装作不怎么在意地向徐红打听了更详细的情况，贺建红目前是六级工，生了一女两子，女儿徐招娣和大儿子徐宝柱符合贺建国说的外甥外甥女名字，一个十八岁，一个十六岁，小儿子徐宝刚应该是两家断绝关系后出生的。
除了生活上的食物布料受到限制，贺建红的日子过得非常宽裕，比公婆过得还好，她和丈夫徐青的月薪加起来足足有一百好几十块钱，每个月的开销很少，至少能存下一百块。
提起大哥大嫂的生活，徐红口气里充满了羡慕。
自行车，他家有，徐父拿票和工业劵掏钱买的永久牌；缝纫机，他家有，贺建红在食品厂抽到的凤凰牌缝纫机票，自己花一百七十块钱买下来，她有工资，工业劵自然不成问题；收音机，他家有，红灯牌的，徐青的同事抽到票没钱买就让给了徐青，徐青自己就掏钱买了；手表，他家有，贺建红和徐青两夫妻一人一块进口手表！
徐红咕哝道：“我到现在都没手表，没票，钱不够买进口的，就我爸有块上海牌，我大哥大嫂居然一人一块英纳格，两块就是三百六七十！”
过得这么好，却没回家探望过老父，为什么？贺建红为什么这么做？如果说贺父和多年前已逝的贺母重男轻女，或者卖女求荣，她这么做无可厚非，但是根据齐淑芳的观察和亲朋好友平时流露出来的闲话，贺父是一位非常睿智公平的老人，自始至终就没虐待过女儿，甚至很多人说因为是家里唯一的女儿，贺建红很受宠。
“你们家真的不知道你大嫂为什么和娘家断绝关系？”
马上就到乘客上车的时间了，徐红下了卧铺，整理一下衣服，今年单位没发呢料的铁路服，只能穿罩着棉袄的大褂子，听齐淑芳问，她摇摇头又点点头，“你要问是什么原因，我真不知道，我爸妈也不知道。不过呢，我们在一起生活那么多年，偶尔也能听到我大嫂的抱怨，她说父母偏心，既然父母重男轻女，那么就让他们儿子养老就行了。”
齐淑芳眉头紧紧皱起，“你之前不是说你大嫂娘家没对她不好吗？”
“我说的是真话，我大嫂说的就不见得是真话了。我爸妈见过亲家好几次，能骗我？骗我又没好处，他们也用不着说亲家的好话。给我大哥大嫂做媒的花奶奶以前也说我大嫂没良心，花奶奶好像是我大嫂的姑奶奶，五年前就去世了。我去广播室，说起我大嫂我就来气！”
徐红摆摆手，离开卧铺车厢，云柏见齐淑芳陷入沉思，推她一把，“你在想什么？难道徐红的大嫂真是你们那儿的人？”
齐淑芳点了点头，“我去收拾一下，准备休息，后半夜还得上班呢。”
这次，轮到他们这一批后半夜上班。
等她下班，正好是一月三号，星期天，明后天就能去财务处领工资，所以她拿着两口子攒的钱把缝纫机给买下来了。票是李阳给的那张，蜜蜂牌，上海这边的工业劵她没有，还是慕雪寻帮忙送了二十张过来。缝纫机没组装，而且体积还没她大肆购买棉衣被子时的半个包裹大，很方便运输，结束这次的工作后，贺建国等在下车的站台，用排车拉回家。
“建国，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啦！”趁着贺建国组装缝纫机时，齐淑芳把放在挎包里好几天的奖状拿出来给贺建国欣赏，熟料贺建国要把奖状贴到墙上。
齐淑芳急忙阻止，“可别！我给收到箱子底吧，贴在墙上会让人觉得咱们是在炫耀。”把奖状贴在墙上，她觉得很不好意思啊，他们家正堂上贴着的就是领导人画像，画像下大案上供着领导人的石膏像，奖状贴在画像旁边，不要命了？
贺建国有点遗憾地看着她把奖状放进专门用来装书的樟木箱子，“什么炫耀？这是事实好不好？贴在墙上多好看？以后谁来了看到，都知道你是先进工作者。”
“我才不要，放在箱子里比较安心。”合上箱子，齐淑芳拍了拍手。
与此同时，贺建国也把写字台式的缝纫机组装好了，搬到卧室的墙角靠墙立着，家里暂时用不着缝纫机，就把机头藏在肚子里，可以当写字台使。
齐淑芳把缝纫机的附件放进抽屉，有塑料油壶、螺丝刀、梭芯和机针等，又找了一件不穿的旧衣服盖在缝纫机台上，以免落灰尘。
吃完午饭，齐淑芳问正在洗碗的贺建红，“建国，你后来见过大姐吗？”
“大姐？”贺建国的脸一黑，马上都能滴下一瓶墨水，“无缘无故地提她干什么？爹和娘说就当她死了，就当我们老贺家没这个人。”
“你别生气。”齐淑芳把自己听徐红说的事情娓娓道来。
贺建国冷笑：“偏心？是，阿爷和阿奶可偏心了，可惜偏的是她，不是我和大哥、二哥。听我娘说，她上头一胎没保住，一个哥哥刚生下来就惊风死了，等到她平安出生，平安长大，长得很像阿奶，阿爷和阿奶特别疼她。所以，这根本不是她和咱们家断绝关系的理由！”
贺建国越说越生气，“我到现在都记得娘临死前一个劲地说对不起我，因为大姐出嫁时阿爷和阿奶还活着，用掉家里一半的老榆木给她打家具，爹和娘觉得咱们家里穷，姐夫是城里人，不能叫人家看轻咱们家看轻她，就同意了阿爷和阿奶的提议。后来大哥二哥一个接着一个地结婚、盖房，阿爷阿奶一前一后地去世，剩下的一半木头根本不够用，还是各个在灾荒时受过咱家大恩的近房慷慨解囊，送了不少木头给咱们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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