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阿姨住了两天医院就回家了，出院那天我去接她，她拎着一个小旅行包，脚上一双中跟皮鞋，身上穿淡绿色毛衣陪着卡其色长裤，微卷的头发在脑后别了一个别致的发髻，一根细长的银簪子带着流苏颤巍巍垂下。相对于几天前的疯狂，这样的孟阿姨太安静，仿佛时光倒流，她又成了多少年前那个不谙世事的少女，羞怯而天真地等待领走自己的男人，从此挂在他的臂膀上讨生活。
只是她的眉眼毕竟染了说不出的风霜，那是从前不见的，由生活的残酷压迫下的痕迹。这让她面目的平静之中带了某种说不出的诡异，令人想起某种死亡的前兆一般。我看得触目惊心，忍不住挽住她的手臂，跟她商量：“过些天我们去逛街好不好？”
她点点头，笑了，说：“我要一顶白色的装饰有羽毛的帽子。”
“好，”我点头，再说，“然后我们去吃你喜欢的火锅，那种一个人面前摆一个小锅的。”
“嗯，”她有些隐约地高兴，“我喜欢吃蘑菇。”
“是，你喜欢吃蘑菇，”我重复着，握上她的手，说，“冬天快来了，我没有围巾，阿姨给我织一条怎么样？”
她睁大眼看我，然后点头：“要大红的，大红好看。”
“就大红的。”
我送她回家，孟家在这个城市的某处高级住宅区内，三四百平米的复式，七八个房间连一个大的露台，一进门仿佛令人置身荒漠一般毫无人气。
蔡婶从厨房探出身来，笑着提高嗓音说：“太太，您回来了，我今天烧了您爱吃的菜。”
她的声音飘荡在空旷的房屋内，居然有一丝回音。
我微眯着眼睛打量这套房子，它以前并不只是一套房子，孟冬还在时，每回他回国，整个二楼都会是我们的天地，我们在那有一个小会客厅，有两个人喜欢的书房，有全套的音响和一整个书柜的CD。那个时候楼下时不时会有孟阿姨的朋友来，多数是同个小区的富家太太们，也有她的老同学，上了年纪的精致女人们在那比拼各自的家庭、子女、烹饪手艺和消遣的小玩意儿。偶尔也会举办小聚会，买一大堆食品，在长长的餐桌上办自助餐。每当这种时候，孟阿姨永远举止高雅，衣着华贵，笑容娴静可亲，跟她的丈夫在一起，娇柔得如小鸟依人。
我就算早早明白了自己与孟阿姨截然不同，也没有意愿朝她那个方向发展，但我也不得不承认，看着她，我其实会心存羡慕。
她近乎完美得演绎了我们文化中形塑一个幸福女人的完美形象：事业成功，恩爱有加的丈夫，英俊潇洒，年轻有为的儿子，本人上了年纪依旧美貌动人，十根手指头伸出去，细嫩犹如少女。
我不该回想过往，一回想，我就忍不住琢磨，为什么变成现在这样。
我在她家用了饭，又看着孟阿姨换了睡衣吃了药躺下，才得以出来，走在路上，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总算是散掉淤积在肺部的压迫感。我仔细想了想孟阿姨的状态，还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于是拿出电话，打给了詹明丽。
她从未正式治疗过我，那是因为她不想，我也不愿，但我知道，她是一流的心理医生，如果能得到她的帮助，孟阿姨才能真正令人放心下来。
电话很快接通，我问她有无时间，想请她喝个咖啡，她迟疑了一下答应了，说等会三点到四点之间有一个空当，如果我不介意，请我过去她驻扎的那所医学院心理治疗中心见面。
我低头看表，时间已是两点半，忙伸手打了个车，说了地点，请司机开快一点。长年在国外的人都有守时的习惯，如果可能我不想迟到。
到了那所大学内找了很久才找到心理治疗中心，这个过程花了不少时间，我一看表已经三点二十，离约好的时间过去甚远，心里一着急，赶紧快步走进那所矮层建筑。进去后又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詹明丽的办公室。我深吸了一口气，刚想过去敲门，却听见里面一阵争吵，争吵双方一男一女，都操着流利的英文。
我不是故意要听别人隐私，但只隔着薄薄的门板，他们的对话一字不落。
“我最后警告你，如果你不去跟法院申请取消探视禁令，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你对我难道客气过？开玩笑，像你这样的狂躁症患者，我的孩子靠近你会有危险！”
“你的孩子？那也是我的孩子！”
“你现在有当父亲的觉悟了？当初是谁认为我生了一个拖累你艺术道路的包袱？我告诉你，你充其量制造宝宝的精子供应者，离父亲这个名词还远得很！”
“放屁，你这个狂妄自大的臭婊子，我要我的孩子，你听到没有！我要我的孩子……”
“放手，混蛋，你干什么，放手……”
“把孩子还给我……”
里面传来搏斗声，我吓得忙一把推开门，正见上回在餐厅见到的白种男人勒着詹明丽的脖子把她顶到墙上，我抡起办公桌上的花瓶朝他扔过去，尖声说：“把她放开，不然我立即叫人来！”
那个男人迟疑了一下，松开手，詹明丽蹲下身握着脖子拼命咳嗽，我警惕地踏在门口，用英语大声说：“出去，立即从这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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